省政府办公厅的回复函，很快就到了省委宣传部，陈卫疆将它送到江临舟办公室。
函件语气平稳，措辞规范，程序上挑不出任何问题。
核心内容只有一段：经省政府办公厅会同省民宗委、省财政厅共同核实。
边疆民族团结基金年度使用方向调整，主要系省协商会民族和宗教委员会部分委员。
在调研中反映基金使用方向需进一步聚焦，经民宗委综合研究后形成调整方案，按程序报批后实施。
关于宣传部提出的三个具体问题，建议由省协商会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进一步研究后答复。
江临舟把函件看完，放在桌面上，没有说话。
把责任推给了“部分委员”，把回复主体推给了“协商会”，把时间推给了“进一步研究”。
一份程序完备的回函，没有任何实质结论。
“卫疆同志，你见过这份函件里提到的‘部分委员’吗？”
“见过。就是正月专题会上提出新增条款的那位民族界别委员。
但具体是哪一位，我之前查过，没有查到。”
江临舟站起身，把公文包从沙发上拿过来，往里放了几份文件，又顺手将那根用绸布包着的马鞭放了进去。
“你留在部里，教工委清代卷初稿的事盯着。
我带着小邓去一趟协商会。”
陈卫疆看着他把马鞭装进公文包，没有多问。
只应了一声“好”，便转身出了办公室。
江临舟没有通知买买提，也没有让统战部知道。
他要的，就是一个人去，带着马鞭去。
民族协商委员会的会议室，仍然是三楼那间圆形会议室。
不同的是，这次坐在圆桌旁的，是民族和宗教委员会的几位负责人和部分在省城的委员，共计十二人。
江临舟到的时候，他们已经落座，圆桌上摆着茶杯和材料。
江临舟在圆桌一侧坐下，秘书小邓在靠墙的列席位置坐下，把公文包放在脚边。
主持会议的，是民族和宗教委员会的主任，一位维吾尔族的老干部，七十多岁，头发花白，说话缓慢而温和。
“江部长今天来，是就民族团结基金使用方向调整的事，与我们做一次沟通。
下面请江部长说明来意。”
江临舟没有寒暄。
他将公文包打开，把省政府办公厅的回函复印件取出来，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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