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议题有好几个，主要是关于预算体制革新和高校科研体制改革，还有一个是关于可控核聚变技术路线的讨论。先说预算的事。目前国内几大聚变装置的运行经费分配方式还是沿袭了十年前的老办法，按装置规模均摊。这种分配方式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了，有些装置这几年出的成果非常扎实，但经费涨幅一直跟不上，而有些装置占着大笔经费却连续几年没有产出什么像样的数据。”
周副院长接过话头：“这个问题我跟财务处那边讨论过好几轮了。均摊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激励机制，干好干坏一个样，久而久之谁都不愿意冒险做原创性的探索。我建议参考国防项目的经费管理办法，跟成果挂钩。”
“成果挂钩说起来简单，怎么量化是个大问题。基础研究的成果不像工程项目那样可以直接用技术指标来衡量，有些重要的理论突破可能需要很多年后才能被验证，你怎么在预算周期内评估它的价值？”
钱副院长提出了质疑。
几位相关部门负责人也分别发表了看法。讨论到最后，初步达成了共识：在新一个拨款年度，将基础研究的经费比例提高，并设立一笔专项的“高风险探索基金”。
专门支持那些不一定能马上出成果但有可能带来重大突破的前沿课题。这个方案的具体执行细节还需要进一步细化，但方向算是定下来了。
“好，预算的事先到这里。下一个议题。”
王院长翻开面前的本子，目光却看向了旁边的赵阳，他看着赵阳问道。
“对了，事关可控核聚变的技术路线，赵教授，你和薛其坤教授在高温超导材料上的突破，跟聚变关系密切，你对这个方向有没有什么想法？”
“可控核聚变我确实关注了很久。但有一点必须提前跟大家说清楚：以目前的工艺水平，我们还无法进行商业建堆。关键问题不在理论上，而在工程和材料层面，第一壁材料需要同时承受极高的温度和中子辐照，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已知材料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
他停了一下，目光扫过在座的几个相关部门负责人。
“但我不是说现在就应该把资源都停下来。该有的前沿研究和理论储备一定不能少，不然等材料问题解决了，理论框架没搭好，又要从头补课。我的建议是，目前这个阶段，聚变方面的经费分配应该向基础材料研究和等离子体控制理论倾斜，而不是急着上大装置。先把底层的东西搞扎实了，后面建堆的时候才能少走弯路。”
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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