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内的争论声一浪高过一浪，关于京沪高铁到底建不建的论战，几乎变成了沿海财政压力和内陆技术恐慌的批斗大会。
林渊坐在角落的列席位上，只是静静看着这群掌握着地方经济命脉的实权人物，为了眼下的财政账本吵得面红耳赤。
看着这些极力抗拒高铁立项的脸，林渊脑海里不可抑制地冒出几句极其荒诞的论调，前世千禧年后，某些端着西式咖啡的公知面对呼啸而过的高铁，是怎么在报纸上酸腐的来着？
“高铁跑得太快了，请等一等你的人民，不要把灵魂落在后面。”
还有更离谱的，“这种风驰电掣的速度，彻底剥夺了普通人沿途欣赏自然风景的松弛感，缺乏一种骑驴慢行的古典浪漫，更像是一种现代钢铁流水线上的生硬押送。”
想到这里，林渊嘴角露出毫不掩饰的讥诮，灵魂？松弛感？
让这帮满肚子风花雪月的文化人，去春运的绿皮火车车厢连接处，闻着刺鼻的汗酸和烟味，单腿悬空熬上三天三夜，看他们还能不能对着车窗外的冷风憋出这种浪漫的屁来。
高铁必须建，这是跨越空间壁垒、盘活全国一盘棋的唯一物理血管，虽然按历史进程，京沪高铁真正破土动工得等到十年后的2008年，但此刻这间红楼会议室里的算计与博弈，正是这台国家机器预热时的必然摩擦。
就在众人因为高铁资金缺口争论不休时。
“滋——”
麦克风被按通的细微电流声，突兀地切断了会场的杂音。
出声的是一位坐在U型桌左侧中段的男人，五十岁上下，穿着一身浅灰色西装，他的桌牌上印着一行字：体制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陈修平。
“徐主任，各位领导，关于交通基建的资金缺口，大家都有难处，这是客观现实。”陈修平的语速不快不慢，带着一种长期站讲台的清晰笃定。
“但我们在抱怨国库没钱、地方没钱的时候，是不是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彻底释放能够造血的超级引擎。”
徐副主任放下手中的钢笔，目光转向他：“陈研究员，你指的引擎是什么？”
“是土地，确切地说，是全面放开商品房市场。”
此言一出，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会，在1998年这个节点，全面停止福利分房的红头文件还在最高层的案头反复推演，并未正式下发，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雷区。
“各位，我们现在的制度太落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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