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临舟的进步讨论通过后，中纪委与中宣关于职责权柄方面的争端，并没有落幕。
反而正式摆上了台面，中宣的反击正式开始了。
这是江临舟任命正式下发后的第二周，部长日常协调会议。
中组部会议通知发到中宣部时，是周一上午。
周青峰正在审阅一份关于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控的月度报告。
秘书把通知放在桌面上，他没有立刻翻开，等把手头那一段读完，才拿起通知看了一眼。
会议时间定在周四上午，议题栏只有一行字："关于干部交流工作的阶段性意见"。
没有注明是哪个部门提出的议题，但议程附件的落款是中组部干部调配局。
周青峰合上通知，没有多说什么。
他在这个位置上待了足够久，知道有些议题在标题上写得越平淡，背后的指向越清晰。
周四的会上，该发生的事会发生。
周青锋想到了中纪委，江临舟被调往戈壁省，表面上是援边干部的正常流动。
但那场围绕他展开的讨论，从党校辩论记录到中纪委内部会议，从部长协调会到中组部最终决策，周青锋全程在场。
中纪委在这个案例中，实际扮演的角色。
以“全国视野”的名义引导了江临舟的去向，以“思想监督”的框架设置了讨论议程。
而中宣部在最终决策中没有否决这个方向，因为江临舟确实符合援边条件，戈壁省也确实有岗位需求。
但问题在于，这是中宣部系统内的干部调动，中纪委应该提供的只应是干部纪律方面的反馈，而非这种引导性建议。
即便需要援边，也应该是中组部与中宣方面沟通，中宣提出相应建议。
如果中纪委对宣传系统人事安排的影响，常态化地通过干部调配建议来实现。
那么宣传部长的岗位标准、考核维度、去向安排，将逐步纳入纪委系统的评估框架，这是对中宣权柄的侵占。
当天下午，周青峰让秘书把宣传系统，近三年跨部门干部交流的记录调了出来。
数据不算复杂：三年内，从中宣部交流到其他系统的干部有十一人，从其他系统交流进宣传系统的只有三人，其中两人还只是平级调动。
这个比例本身在数据层面已经形成了结构性不对称，而中纪委想要向意识形态领域扩张的意图，正好可以借此形成反向操作的空间。
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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