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赵蒙生后第三周，党校结业前第二周，江临舟迎来了中组部的谈话。
党校教学楼二层，走廊尽头的一间办公室。
门牌上挂着“学员管理处”的牌子，但今天使用这间办公室的人，不是管理处的值班人员。
江临舟到的时候，门已经开着半扇。
沈校长坐在靠窗的一侧，他对面坐着，在京州接陶知行校长时，见过的干部一局局长陈行之。
江临舟在门口停了一下，抬手在门框上敲了两下。
“请进。”沈校长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江临舟走进去时，陈行之站了起来，朝他点了点头，但没有握手。
这个细节意味着：这是一次组织谈话，不是工作会面。
沈校长示意江临舟坐在长桌另一侧的位置，自己则保持着一种不占主位、也不偏居一侧的坐姿，介于主持者和陪同者之间。
“江临舟同志，”
陈行之先开了口，语气比在中组部初审会议上缓和一些。
“今天来党校，一是代表中组部干部一局了解你的学习情况。
二是有些后续安排方面的事，需要当面跟你进行一次沟通。”
江临舟没有急着接话，落在两人之间的桌面上。
陈行之没有让寒暄占据太多时间，很快就进入正题。
“你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接近尾声，这段时间有什么体会？
可以大致说说。”
江临舟在椅子上调整了一下坐姿，才开口，但语速比平时稍慢，如同做汇报一般。
“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有三个比较集中的体会。
第一，关于理论框架的系统性补充。
过去在地方工作时积累的经验是碎片化的，对问题的溯源常常只到现象层面，缺乏进一步提炼出一般规律的能力。
党校的课程设置，帮助我建立了这样一个框架：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理解文化传播的规律，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去理解舆论的形成机制，
从制度演化的角度，去理解民族团结的社会基础。
比如，在学习‘思想建设新路径’模块时。
我开始意识到，过去在汉东做的文化出访和民间动员工作。
虽然效果较好，但背后缺乏对‘文化建设与社会稳定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理论认识。
有了这个认识，再回过头去看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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