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东海县委大院，二楼县长办公室。
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东海县沿海滩涂规划图》，上面用红蓝铅笔圈圈点点，标注着大片的待开发区域。
“一万亩。”
张爱国县长站在地图前，背对着林东，伸出一根手指，重重地在地图上划了一道弧线。
“林东同志，这是县委常委会昨天刚定下的指标，明年，也就是一九八三年，全县的对虾养殖面积，要从今年的三百亩，扩大到一万亩。”
林东坐在沙发上，手里捧着热水，眉头微微皱起。
一万亩。
在这个刚刚经历过瘟疫浩劫的年份，提出这个指标，简直是“大跃进”。
“县长，恕我直言。”林东放下了茶杯，语气冷静，“步子迈得太大，容易扯着蛋，今年的教训就在眼前，如果盲目发动群众挖塘，技术跟不上，管理跟不上，这一万亩就是一万个火坑。”
“所以我找你来。”
张县长转过身，眼里的血丝说明他这两天也没睡好，“林东，你是专家，也是唯一的幸存者，县里的意思是，不能让你一家独大，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现在全县老百姓都在看着你，看着金滩村，县里的压力很大，我们需要你把‘养虾经验’推广出去，带着大家一起干。”
这是一个死命令。
在那个年代，政治任务是压倒一切的。
但林东没有慌。
因为这正是他想要的。
他早就料到，官方会比他更急切地推动规模化。
“县长，推广没问题。”
林东站起身，走到地图前，站在张爱国身边：
“但是，怎么推广，我有条件。”
“你说。”张爱国点了一根烟，“只要合理，我都支持。”
“以前那种‘散兵游勇’的搞法，绝对不行。”
林东指着地图上那些零散的村落，声音沉稳有力：
“农民的习惯是自由散漫，爱占小便宜，不守规矩，如果把技术教给他们，让他们回家自己养，我敢保证，不出一个月，他们就会为了省钱乱喂饲料，为了省事不换水，到时候瘟疫一来，又是全军覆没。”
“那你的意思是？”张爱国眯起了眼睛。
“我要搞‘公司+农户’。”
林东抛出了这个领先时代二十年的商业模式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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