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城。
大卫·罗西坐在“凯撒宫”酒店深处的一个爵士酒吧里，位置选在最里的角落。
他面前放着一杯加了双份冰块的威士忌。作为FDA的一级调查员，罗西身上有一种特有的官僚气质——那是常年审查文件、挑剔错误所养成的严谨与刻板。
但今晚，这层严谨的外壳正在崩裂。
他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封信，信封已经被揉得皱皱巴巴。那是前妻的律师寄来的。
“鉴于罗西先生未能按时支付上季度的赡养费，我们将不得不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包括但不限于冻结其工资账户...”
每个单词都像是一记耳光，扇在他那自尊心极强的脸上。
每月三千美元。
为了维持那个所谓的“体面家庭”破碎后的最后一点尊严，为了让孩子们继续上私立学校，他背负了完全超出他公务员薪资的债务。他在华盛顿租住的公寓只有三十平米，冰箱里除了过期的牛奶什么都没有，而他的前妻却住在他付钱的郊区大房子里，和她的网球教练约会。
罗西猛地灌了一大口酒，辛辣的液体灼烧着喉咙，却浇不灭心头的怒火。
“该死的海明威。”他低声咒骂了一句，“这世界根本不值得奋斗。”
“‘世界是个美好的地方，值得为之奋斗’……海明威确实说过这话。”
一个柔和、带着烟嗓的女声在他右侧响起，“但我猜，你此刻更赞同他的下一句评价。”
罗西警觉地侧过头，职业本能让他迅速扫视对方。
坐在吧台旁的是一个穿着驼色羊绒大衣的女人。三十岁上下，发髻挽得很低，露出修长白皙的脖颈。她鼻梁上架着一副精致的无框眼镜，手里并没有拿着时尚杂志或名牌手包，而是一本翻得有些卷边的《永别了，武器》。
她看起来与这个充满了暴发户和寻欢客的赌场格格不入。她身上有一种书卷气，一种和他一样的孤独感。
“我也只同意后半句。”女人轻轻摇晃着手里的马提尼，眼神迷离地盯着酒杯里那颗绿色的橄榄，“前半句是谎言。或者是他喝醉时说的胡话。”
罗西的防线松动了一寸。
“大卫。”他简单地自我介绍，没有提姓氏，更没有提工作。
“埃琳娜。”女人转过头，嘴角带着一丝疲惫的笑意，“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如果我在下周之前写不出关于‘战后虚无主义’的论文，我就要失去我的教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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