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手机屏幕，指尖在那张机票上停留了几秒。阳光斜斜地照进车窗，把纸面映得有些发白。三个月后，纽约，乘客姓名写着我的名字。
车子刚停稳，包里的手机又震了一下。是江逾白发来的照片——他站在联合国大会厅的门口，西装笔挺，手里举着一块手写牌子，上面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写着“等你”。
我没回消息，只是把手机倒扣在腿上，闭了会儿眼。
再睁开时，我已经坐在后台的小房间里。墙上挂着一块电子钟，距离演讲开始还有十七分钟。工作人员轻声提醒流程，我点头示意明白，手指却不由自主摸了摸耳后的温度——那里还留着早上化妆师按压粉饼的触感。
门开了一条缝，有人递进来一杯温水。我没喝，只握在手里，感受那点暖意从掌心慢慢渗进去。
其实我不怕说话。自从那次在母校礼堂讲完课，台下有女生跑过来抱住我说“我也想试试”，我就知道，声音是有力量的。可现在不一样，这里不是学校，不是熟悉的教室或图书馆。抬头是环形的坐席，黑压压一片人影，摄像机像树一样立在各个角落。
我低头翻了翻讲稿，最后一页写着：“法律给了我判决，但爱让我敢走上这个讲台。”
字是我自己写的，可念出来的时候，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直到我抬头看见第一排那个熟悉的身影。
他穿着深灰色西装，坐姿很正，膝盖上放着一个折叠好的硬纸板。我眯眼看不清上面写了什么，但他一察觉到我的视线，立刻举起那块板子——
“Go Lin！”
字是红笔写的，潦草得像是临时找人借了支笔匆匆涂上去的。我愣了一瞬，差点笑出声。
这人怎么连这种场合都搞得像班级联欢会。
心跳忽然稳了下来。
工作人员走过来，抬手示意时间到了。我站起身，把水杯放在桌上，沿着通道走向讲台。
聚光灯打下来的那一刻，耳边有点嗡。我扶住话筒，先说了句开场白，语调平稳，但自己听得出来有点紧。底下不少人低头翻资料，有人在记笔记，也有人悄悄看手表。
我知道，他们等的是数据、案例、政策建议。这些我都有准备。可如果只是照本宣科，那谁都能站上来讲。
于是我说：“你们知道吗？我第一次被人当众质疑，是在大学小组汇报的时候。我负责的部分被说成‘毫无逻辑’，老师让我重做，全班没人替我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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