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妹在李家柴房那个冰冷的角落，像一株被遗忘在石缝里的枯草，顽强而又卑微地存活着。
日子一天天在过去，严寒并未因她的忍耐而减退分毫。
她严格遵守着李赵氏划下的界限，天不亮就离开柴房，在院子的角落或外面避风处瑟缩着，直到夜深人静才敢挪回那个勉强遮顶的栖身之所。
饥饿和寒冷是她最忠实的伴侣，而来自奶奶和弟媳的白眼与冷语，则是时刻提醒她自身处境的刺骨寒风。
然而，这种僵硬的、将她排斥在外的“平衡”，很快就被打破了。打破这平衡的，不是别的，是疾病。
先是李大柱病倒了。或许是因为长年累月的辛劳和营养不良，或许是因为内心深处对女儿境遇的无力与愧疚郁结于心，在一个飘着清雪粒的早晨，他起来劈柴时，一头栽倒在了院子里，发起高烧，咳得上气不接下气。
李赵氏骂骂咧咧，说是冻着了，让秀娟熬了碗姜汤灌下去，却不见好转。李大柱躺在炕上，脸色灰白，浑身滚烫，咳嗽声撕心裂肺。
家里顶梁柱一倒，气氛更加压抑。李赵氏指挥不动家宝下地干重活（她也舍不得），更指望不上桂芹。秀娟一个人忙里忙外，又要伺候病人，又要操持家务，很快就累得形销骨立，眼圈乌黑。
苦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那是她爹啊！尽管他懦弱，尽管他不敢为她说话，可血脉亲情割不断。
她看着娘秀娟摇摇欲坠的身影，终于忍不住，在李大柱病倒的第三天清晨，趁着李赵氏还没起身，桂芹也还没出房门，她悄悄挪到灶房门口。
秀娟正对着空了的水缸发愁，看到苦妹，愣了一下。
“娘，”苦妹的声音干涩沙哑，“爹……咋样了？我……我能做点啥？”
秀娟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慌忙擦掉，压低声音：“烧还没退……咳得厉害……水缸也空了……”
“我去挑水。”苦妹立刻说。她走到墙角，熟练地拿起扁担和水桶，担在肩上。那副曾经在冯家被压弯了的肩膀，此刻挑起李家的水桶，依旧显得那么沉重。
从那天起，苦妹仿佛自然而然地，重新“融入”了这个家——以一种最低贱、最无人注意的方式。她不再仅仅是一个蜷缩在角落的影子，而是成了一个随叫随到的免费劳力。
挑水、劈柴、清扫院子、喂鸡喂猪……这些最脏最累的活，以前是秀娟和李大柱的，现在几乎全落在了苦妹身上。
她默默地干着，从早到晚，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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