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九点，学校里的几位主要领导，包括杨齐，再次来到办公室里。
樊校长环视在座的徐书记、分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工会主席、财务处长以及杨齐，沉声道：“古强同志的冤情已经确定，涉案人员也会依法处理。现在，我们必须拿出一个切实可行、充满诚意且能真正帮助古强同志重启人生的方案，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补偿，更是学校对社会、对教育公平的一个交代，大家伙有什么意见，可以积极发言。”
现在，最难办的就是对于古强的安排。
古建设父子等人，交给公安处理就行，该判刑的判刑，该撤职的撤职。但是，对于古强，那就不好安排了，工业大学在这件事中，算起来也有过错，但是在那个时候，根本不可能核实每一个学生的身份，只能依靠录取通知书，以及介绍信来证明学生的身份，所以，也怪不了学校。
现在事实已经清楚，在学校里读了三年多大学的“古强”，就是一个冒牌货，那么对于真正的古强，学校里什么都不做，那也说不过去。
但是，现在把古强重新录取，从大一上起也不现实呀，所以，所以，怎么安排古强就成了一个问题。
会议室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分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先开了口：“樊校长，徐书记，各位，直接让古强同志重新入学读本科，我认为需不妥当。首先，时隔三年，学科知识更新，高中基础也生疏了，学习压力会非常大。其次，他的年龄和家庭情况，很难像普通大学生一样全身心投入学习。更重要的是，他本人未必愿意，也未必适合再走传统的学术道路。我们补偿的初衷，是帮助他改善生活，发展未来，而不是给他套上一个可能并不适合的新枷锁。”
“是的。补偿要落到实处，得看古强同志最需要什么，什么对他和家庭的未来最有利。他现在最迫切的，恐怕不是一张大学文凭，而是一份能养家糊口、有发展前景的实实在在的技能或者工作机会。”
财务处长从现实角度补充：“而且，如果让他重新入学，涉及学籍、住宿、学费、生活补助等一系列长期投入，政策依据在哪里？经费如何列支？这些都是问题。不如将有限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更直接有效的帮扶项目上。”
徐书记缓缓开口，目光扫过众人：“大家的顾虑都有道理，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还他一个大学’就是最好的补偿。补偿方案必须以人为本，以古强同志的现实需求和发展可能性为出发点。杨齐同志和古强接触最多，了解他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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